文章目录 [+]
【青春璀璨论坛】
编者注
近代以来，特别是近50年来，秦汉简牍有了重要发现，研究成果丰硕。它给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材料、新的问题，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社会实践以及人们的精神世界打开了大门。打开了一扇窗户。秦汉简为研究王朝的日常统治、基层官员的公事活动、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哪些史料？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看，简牍研究给历史研究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思考？它有哪些新的特点和未来的研究前景？本刊邀请三位青年学者对此进行讨论，以期进一步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
说话的人
孙文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傅奎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郭伟涛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赵帆
材料和方法：扩大社会生活史研究
主持人：几十年来，秦汉简牍有重要的发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总体而言，所涉及的材料有何特点？它们如何促进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孙文波：近代居延、汉简出土以来，秦汉简不断有重要发现。特别是在过去的 50 年里，人们一直关注发现。目前，秦汉简简数量已超过22万件。根据出土类型，竹简可分为遗址简、墓简和井窖简。此外，江苏高邮的邵家沟遗址、南京的黄策宅基地等遗址均位于滨水环境，这些遗骸可能与特定的活动和仪式有关。简牍按材质性质可分为文献和古书（典籍）两大类。文档也可以分为公共文档和私有文档。前者对应行政文书、官方书籍等，后者则包括书信、名著、私书等。古籍包括《经》、《子》等经典，《医学》、《数学》等技术书籍，甚至还有法律书籍。文件。有的有表格和图片，受记录者地域和个人因素影响。他们有着丰富多彩的面孔，从多个角度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实践。
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期，并于20世纪80年代再次繁荣。由于秦汉传世文献涉及的内容有限，出土竹简的地位更为重要，反映了古代人们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生老病死等诸多方面。和民间信仰。驱逐登记册记录了埋葬的衣物和食物，可以与部分遗骸相对应。北京大学收藏的秦简《制衣》记载了各类服装的造型、尺寸、裁剪和制作方法。虎溪山汉简《食方》编撰了植物性食材和动物性肉类的烹调加工方法。银万汉简所写的《元衍二年日记》，记载了东海县功臣白老的日常忙碌。 《银湾汉简》中著名的刺客和礼金，居延汉简和宣泉汉简的书信，分别展现了汉代跨越千里的东南西北普通官员和百姓的人际交往。日本书籍、东牌楼竹简、人形木碑揭示了秦汉信仰世界的冰山一角。
付奎：秦汉简的发现和研究的历史可以说是与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同步的。在大量资料的推动下，简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逐渐成熟。竹简和帛材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是考古文物；文本的性质是出土文献；为研究汉字和汉语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简帛的研究与考古学、文字学、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密切相关。简帛研究各学科的成果最终在历史研究中得到了融合。
社会生活史研究关注人们的日常活动。传统史书中，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记录要么过于碎片化，要么是对一个人的整体描述。大量竹简的发现，为研究社会生活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加深了我们对秦汉社会的认识。
郭伟涛：谈秦汉简（帛）材质的分类，大致可分为以马王堆帛书为代表的经典墓简、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等，以及立业秦简。官方网站的文书，如居延汉简、宣泉汉简、五一坊东汉简等。借用语言学的术语，文书属于“同时代材料”，即当时的人们记录了当时的事件，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没有经过两次抄录；经典书简属于“后当代材料”，即马王堆帛书，一方面，银雀山汉简很可能不是作者的原稿，而是手稿。另一方面，它们记录了以前的历史（如战国时期），是后人对早期历史的书写。从这个角度来看，公文票是政府行政的直接遗产，其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无疑比经典书票更加完整和直接。至于《水浒地秦简》、《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简中所载的法律法规，由于法律条款要起到惩罚和指导的作用，其性质和效力介于文书和典籍之间。书单。过去学术界称之为“双证法”，常将上述三类文献不加区分地称为出土文献，直接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记载的相同内容认定为可靠的历史事实，并将不同部分视为可靠的历史事实。经认定，古代流传下来的记载有误。这种做法其实是极其粗暴的。
从简牍材料对秦汉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推动来看，文书简牍和律简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李野秦简》和《居延汉简》，为研究秦汉边境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直接的资料。水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对人们的居住、出行、农耕等活动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反映了普通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墓葬中出土的其他命理、术法文献，对于研究普通百姓的信仰禁忌具有重要意义。但研究时需注意辨别资料的生成特征和性质，不能将相关记载直接视为秦汉时期人们的生活现实。
主持人：那么，相关简牍在社会生活史研究中有何优势，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孙文波：古代新知识的兴起，主要是由于新的发现。然而，“新发现”的帮助不仅限于材料，还包括方法。史书不等于史料。大多是后人收集撰写的，很容易偏离事实。即使是《汉书·百官百官表》、《晋书·吏志》等权威资料也是如此。竹简作为真正的第一手资料，从文字、人名、历史事件等方面反映了大量的社会生活，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理念。西方日常生活史学派反对把普通人的生活视为静态，主张关注具体的、活生生的历史现实，追求“移情理解”。秦汉简牍为实现这一治史理提供了可能。
由于各类简牍的生产功能和埋藏性质不同，应根据其考古属性，把握材料的地域和时代特征，时刻注意“双证”的层次和界限。 。而且，出土文献作为证据之一，如上所述，是相当复杂和多样的。搬运时应尽可能先做好基础工作，合理定位物料的性质。
傅魁：秦汉时期，“死与生同等重要”。墓葬中普遍埋藏着各种生产、生活物品，大到大型织布机模型，小到陶鸡、陶狗等古代器物。种类齐全、数量庞大，丰富了对古人日常生活状况的了解。但与此相关的研究属于物质文化研究，如何“看事物、看人”仍然是一个难题。汉代的画像砖石和壁画中存在大量农耕、出行、宴会、舞蹈等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日常生活的几个场景。然而，在相机般的静态画面背后，却没有答案那些舞动长袖的思绪和情感体验。受人类学影响，社会生活史研究注重回归历史现场。秦汉简牍特别是司法文献的发现，使重返历史场景成为可能。案件的由来、过程和结果，以及当事人的言行，都在司法文书中详细记录，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日常生活的真实场景。
秦汉简主要出土于烽火台、墓葬、水井等遗迹。由于遗弃过程和埋葬环境的变化，大部分纸条已经散落，破碎现象十分普遍。因此，无论是经典还是文献，都涉及片段。简化卷的共轭和简化卷的汇编问题。就竹简文献的整理而言，主要有两种方法：文献整合和书籍修复。此外，简、简还可以根据人名、年份、事件性质等进行分类编纂。由于与社会生活有关的史料散落在典籍、文献简中，因此有必要对简、简进行整理。采用单据还原、单据整合等方法，整理、编制各类单据、单据。根据研究内容整理数据仍然是文献组织的重要方法。竹简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不能仅仅因为竹简是新出土的材料，就轻易否定古代传世记载的真实性。对简牍进行历史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郭伟涛：竹简作为出土文物，不应该仅仅被视为类似于古代传世文献的文字材料。相反，应重视其生成特征和文物属性，充分发挥其价值。最重要的是要高度重视单据恢复工作，尽力将单据恢复到原来的卷数状态。另外，对于单据，要尽可能地识别和确定该活单属于什么类型的账簿，该类型的账簿具有什么特征，涉及的交易流程是什么。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大规模使用大量材料并分析它们的异同，使相关研究更加深入和丰富。就具体研究而言，还需要时刻关注简牍的生成特点。以墓葬出土的调度记录（物品清单）为例。现在普遍的做法就是将其与同一个坟墓中的随葬品进行比较，试图找到调度记录表与随葬品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那些不对应的部分。通常认为默认情况下它已损坏。事实上，清册文字有时并不是对当时实际随葬品的记录，而是事先计划好的随葬品清单，因此上面经常会出现勾号。从这一点来看，钱策所记载的内容与实际随葬品不同也就可以理解了。此外，丧葬安排和陪葬品只是整个丧葬仪式的一部分。只有准确理解整个仪式的流程和意义，才能正确解读一些细节。
主持人：秦汉时期既然以竹简为主要书写载体，可以说是“建始时代”。这个定义对社会生活史研究有何意义和启示？
孙文波：竹简上的文字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一直延续到公元4世纪，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这使得竹简作为记录载体几乎和纸一样长。 “溜溜时代”概念的引入，有利于建立对古代人们社会生活更加整体的认识。从文化角度看，经史收藏中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大多诞生于这个时代。从制度上看，依靠文件的官僚政治制度是在这个时代产生和完善的。秦汉时期的治理重点较后世相对较低，这部分与竹简不如纸轻有关。但地方社会也存在官民联系较多、民众接触文字、文献较多的情况。
傅夔：《尚书多氏》记载：“唯殷祖有书典。”秦汉时期，夹金文字已不再普遍，竹简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魏晋时期逐渐被纸所取代。因此，称秦汉时期为“简牍时代”是准确、恰当的。 “简牍时代”的概念也生动地体现了书写载体和信息传播效率的变化对日常治理方式和社会秩序的深刻影响。秦汉时期，权力集中于中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和机构，需要依靠文书来处理政务。因此，邮政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依靠这些机构，地方政府和社会完成了劳动力的调配、物资的供应等复杂的日常事务。基层社会信息的上传也是通过证件和邮政机构进行的。使用纸作为书写文书的载体后，政府日常运作的效率提高，促进了政府中心的向上移动，地方行政体制和官僚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郭伟涛：甲骨、青铜器、简牍、纸张等作为不同的书写载体，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征必然会在某些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就竹简而言传世私发服，作为一种书写载体，它对古籍的形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章卷的内涵和运用。章是指内容的完整性，卷是指简、简的数量和卷数。毕竟纸条体积庞大，一卷不可能无限期地使用。增加卡条、卡条的数量。有时一篇内容分为几卷，有时一卷包含几篇内容。在早期历史中，章节和卷数并不等同。前者涉及文本内容，后者涉及物质载体。明白了这一点，你再看汉代的法律划分，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例如，《护家草场汉编律典》第二卷有自己的副标题A，第三卷有自己的下标B。A和B的区别可能只是简单的调整，因为数量太多，无法容纳。在一卷中。它没有内容分类功能。灵电中的灵A、灵B、灵B、灵D等也不排除同样的情况。
制度与日常生活：基层治理视角下的地方官民生活
主持人：传统的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设计和行政法规方面。秦汉简对于探索基层官员的官方活动和统一王朝的日常统治有多大帮助？
孙文波：研究中国古代地方官民的生活，应该立足于基层治理的视角。颜步克指出，“皇权、官僚、士人对于控制社会生活、塑造社会面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脱离制度、脱离地方政府来讨论民众生活，就失去了基本脉络。秦汉简不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行政制度信息，而且还展示了参与相关活动的人员。充分挖掘竹简的历史价值，有望再次开启“人”的发现之旅。里野秦简《图作书》、《图作书》的整理与研究，建水锦关汉简通关凭证、单证的分析，米粮一体化等吴简仓库进出的钱书反映了秦朝乾陵郡和西汉晋官的情况。孙武临湘日复一日的正常工作亮相，凸显地方治理的“日常”。
付奎：人类是自然的产物，需要按照自然节律来安排生产、生活的节奏，使日常生活呈现出重复的特征。为了维护统治和实施社会治理，国家颁布了各种法令和制度。可以说，人们的日常生活是自然节律、社会节律和国家制度的综合表现。王朝的日常统治体现在基层官员的公务活动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简条里有很多基层官员日常公务活动的记录。例如，殷万汉简所写的《元衍二年日记》，记载了石饶的出差、住宿、追捕盗贼等情况，隋的秦简《野书》中有关奚的家族记载。胡地除了生死之外，都是军政履历，还有符记、詹年等国家大机构。没有关于一家人日常生活的记录。个人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一起。银湾汉简《东海郡主名》记载了西汉末年东海郡所辖三十八郡邑侯国主官的升迁路径和原因。对于基层官员来说，功绩是调任的基础。根据《里野秦简》和《居延汉简》的功德文献，一年“老”相当于一“老”，四“老”为一“功”。居延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中的知府文书，作为执勤记录，揭示了“功”字背后的日常政治现实。
郭维涛：行政体制作为治国理民的中坚力量，最初的设立是为了有效执行中央朝廷的法令。但制度设计是一回事，日常运作和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历史现实往往呈现出两个方面。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表明，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和甘肃疏勒河流域的汉代烽火台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朝廷命令和皇帝的圣旨。就连地方郡县的文件也明确要求“像法令一样”、“像法令法令一样”，按照圣旨和国家法律处理。秦汉简所反映的基层文书管理对于秦汉时期维护日常统治和地方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一些官员厌倦遵守规则的原因有很多。只要翻阅居延汉简和宣泉汉简出土的众多书籍和书籍，简单计算一下其中的统计数据，就可以发现其中有很多都是错误的。是的，根本不对应。这些统计数据和相关事项看似琐碎，但实际上是朝廷掌握当地情况、维持日常统治的重要途径。
主持人：秦汉简牍也反映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它们又呈现出哪些新的面貌呢？当时人们是如何与周围的环境和外部世界联系的？
孙文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为了避免重复讨论，我只重点讨论秦汉的县乡聚落、孙吴的家族结构以及亲戚的姓名。战国时期，县级聚落被称为“城镇”，常简称“城”，县级聚落的特点往往与县级聚落不同。高帝六年“命天下郡县”，实际上延续了县乡聚落外部形态的差异。与此相对应，汉代乡村聚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全县大部分村庄都是人工设计、精心建造的；而农村的广大村庄，名称各异，而且很多都没有围墙。聚落形态的差异不仅呈现了秦汉时期人们生活的外部景观，也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扩张和社会控制的程度。孙吴临湘地区，每户以3至5人的小户型为主，但也有10至20人的较大户型。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由于同居或协助，一个家庭还可能包括该家庭的起居室和起居室。亲戚包括父家、母家、妻家的表兄弟姐妹，甚至还有父家的亲戚。后一类往往以不完整的主家庭、联合家庭或大家庭的形式出现。涉案亲属的名字丰富多样。个体家庭与以父亲、母亲、妻子为代表的亲属关系密切，交往开放，形成了孙吴社会“小家庭、大家族”之间相对活跃的互动关系。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秦汉时期人民与外界的交通、交往，也是相关“交流与权力”的重要体现。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表明，秦汉时期，交通比较发达，社会流动频繁，人们的视野更加广阔，与外界的联系也更多。因为他们参军、服役、上访、任官、读书、经商，他们可能多次背井离乡。塞北的沙漠，东南的大海，都储存在他们的心里。在那幅宏大而广阔的地理图景上，数以百万计的人描绘着自己多彩的人生轨迹。
付奎：秦汉司法文书不仅为研究诉讼制度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而且还揭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面目。以长沙五一广场的东汉简牍为例，它可以看作是该地区日常生活历史信息的汇编。例如，立秋关系反映了生存空间，难民和职业反映了人口流动，卖酒卖鱼等反映了商品经济，借贷、租赁和就业反映了多样化的社会关系，祈祷寺庙、祭祀和祭祀等反映了社会关系。五一坊简中常见“以田采收、纺纱为业”等记载，说明东汉时期长沙的商业贸易和商品经济虽然王朝是虽然相对发达，但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丰富了秦汉时期对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理解。 《长沙五一坊东汉简（鲁）》两行木2170记载习近平请假参加祖父葬礼，反映了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度之间的互动，礼仪和人伦，也体现在日常公务和生活中。
从日常生活史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已经演化为制度与生活的互动。 《二年令狐令》中“比第十五”的记载表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受到制度的制约。只有从日常的角度来看，才能真正理解鲁礼十五制度的社会意义。可见，要让制度史“活起来”，就必须引入日常生活史的视角。虽然制度对日常生活形成了限制，但人们并不是生活在一座孤岛上。该系统也塑造了新的生活。徭役制度允许成年男子进入郡县、边疆和京师。皇帝的圣旨必须“卞书香亭”“城内凡可见的地方，都要让百姓知道”。官民可以以“自言自语”的形式向政府说话，可见秦汉时期国家与社会互动、融合的程度。
郭维涛：就西北汉简而言，首先，人员的流动性非常高。据单据记载，不少内地人到河西四县做生意，张掖县的人也到河西其他地区和内地做生意。与此同时，不少内地人士长期在居延地区代劳，赚取佣金。这一点突破了汉代普通百姓安家迁徙的刻板印象。其次，普通百姓在守卫边境要塞的同时，也在军队中接受了教育，获得了新的知识。西北汉简中，有《论语》、《孝经》等经典，也有不少笔画不成熟的书法简。这些很可能反映了普通官员和士兵履行职责后的学习活动。第三，西北边疆是新征服的地区，大部分人口是从内地分散和迁移的。原有的社会关系基本丧失，彼此之间处于“陌生社会”。来自内地的西北边防军人在守卫边境之前，可能很少有机会与汉族以外的民族接触。在带着寒冷和恶劣的环境到达西北边境之后，内部的人们很可能与敌对的Xiongnu直接或间接接触，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人们与自己的族裔和汉朝的理解和认同国家。
微观和宏：从社会生活历史到社会历史
主持人：社会历史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方面。 QIN和Han Bamboo Slips为当前的社会历史研究带来什么样的促进和反思？
富库：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取得了成果，并且在宏观研究领域（例如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中也有许多出色的学术成就。但是，整体社会历史主要由微观研究主导，并被分散。 ，这种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甚至在学术界担心。大量新数据的发现影响了旧的研究模式和整个范式。以考古学的发展为例，以秦和汉朝的历史为例，近年来已经越来越重要的竹条。数据的收集和历史事实的验证仍然是学术界的首要任务之一。对秦和汉史和竹条的研究尚未完全进入历史解释水平。即便如此，在新发布的竹条板上的驱动下，在土地系统，税收制度和社会关系的领域中，已经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解。关于社会历史的宏观和微观水平的研究起源于“新历史”的“人口进化史”和“公民历史”。两者是整合的。只有当社会习俗，社会生活，社会群体和其他层面才能清楚时，我们才能掌握整个社会本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学者。历史的每一个主要发展都与促进社会变革密不可分。学者应该具有学术意识，承担指导历史进步的责任，并积极促进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发展。
Sun Wenbo：对竹滑道的研究不仅应关注微观历史和日常生活史，还应关注“长期”和社会结构等宏观问题。例如，竹条可以在促进QIN和汉代早期的社会形式的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Liye，Suihudi和Zhangjiashan等滑动，我们发现Qin和Han王朝早期的旧贵族崩溃了，普通百姓升起了。除了减少原始的不可触摸。在交战国家期间，秦和汉王朝在皇帝的刑事改革之前，那是一个时代，奴隶的官方和私有一切相对普遍。换句话说，当时的平民也经常拥有奴隶。与早期的西方奴隶社会的相似性和差异值得考虑。
Guo Weitao：微观层面的社会历史基本上等同于生活和习俗的历史，而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研究更加关注社会结构，社会变化，社会性质和其他话题。相对而言，从经济和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宏观研究近年来一直相对安静，但是历史不应该也不能避免引起人们的关注。当然，研究取向不必一致。一方面，新材料的发掘带来了材料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它带来了新材料栩栩如生的旧问题和新问题。最重要的是无疑是新的问题意识并提出新问题。一种可能的方法是从中国历史下半年的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中学习，从经济学界寻找合适且可用的经济理论，并通过结合竹条和分发文件来积极探索新领域；同时，我们应该关注对经济和社会历史的全面研究。自然和整体，扩大研究的深度，并关注长期的社会变革。
主持人：与其他历史时期（例如WEI，Jin，Sui和Tang王朝）相比，QIN和HAN王朝的社会文明具有哪些新特征，如竹滑道中所见吗？未来研究的前景是什么？
Sun Wenbo：在竹滑道上发掘历史材料将有助于重新理解QIN和HAN文明在中国历史甚至中国历史上的特征，在中国和外国文明之间进行比较，并促进对文化的更深入的调查中国与国外之间的交流。通过使用滑动来进行工作，我们初步认为，CAO和官员的行政组织结构已在QIN和HAN朝代中形成，其运作相对完整。地方治理在QIN和HAN王朝中的深度和控制效应超过了Wei，Jin，甚至Sui和Tang王朝的深度和控制效应。从农村官员到古代中国官方服务的变化可能没有发生在唐和宋朝期间，但是自汉，魏，魏和金王朝以来已经改变了。在魏（Wei）和金王朝（Jin dynasties）之后，对地理，数学和炼金术的知识继续从交战状态，秦和汉朝。与QIN和HAN王朝相比，在魏王朝和金王朝之后，剑和cross之以鼻的军事技术甚至在下降。吴皇帝向北部的长城延伸超出了后代的范围。相比之下，明朝大城市的收缩更加明显。
富库（Fu Kui）：从垂直的比较中，高度发达的制度文明是秦和汉朝的主要特征，并成为了连续王朝的模仿对象。 QIN和HAN王朝中制度文明的出现是基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该关系特别反映在：首先，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平稳，例如“自我”基层官员和人民的讲话，以确保州治理措施可以及时反映社会发展和变化；其次，社会流动性有多种渠道。就官方选择体系而言，有军事优点，诸如晋升，征兵，撤职，功绩服务和任命等各种方法为多样化的人才来源奠定了社会基础。最后，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很复杂。与帝国权力相比，家庭注册系统和人民相对较高。 ，官僚主义是社会的主要力量，但是贵族制度的存在表明，社会仍然具有多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将活力和创造力注入了社会。当然，发现竹条是偶然的，并且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也散布了。不可能为所有历史问题提供答案。这需要未来的研究来及时从经验结果总结理论，并从某些理论的角度分析新的发展。看到滑动材料。
Guo Weitao：就法律汇编而言，学术界普遍认为，唐朝的法律命令是基于惩罚和非属性的类别编制的，而QIN和HAN王朝的法律命令是犯罪的混合物和非质量内容，以及章节的数量不断增加和减少，这是开放式的。新发表的单据表明，汉朝的合法编纂的实际情况可能并不那么简单。在阳Yiang的兔子山上的木制滑动上有汉族的简化法律的名字，证明在汉朝皇帝皇帝时期，监狱法律与副法律之间可能存在区别，至少仍然使用了这种结构性划分在后来的皇帝。在监狱法律和附带法律的一般结构下，有单独的法律，例如盗贼，盗贼的法律，土地法律和家庭法律。当然，不同时期可能会进行调整。这表明汉朝的法律命令具有多层结构，并且大型结构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同时，一些学者最近辩称，杨兔山地滑道的监狱法律和附带法律最有可能是基于惩罚和非惩罚的标准。如果此陈述是正确的，那么汉朝的法律制度实际上与唐朝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和所谓的“编纂”实际上不远。因此，我们应该利用新发表的竹滑片和滑动，以秦王朝和汉代为基础，并遵循流动，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使用当前来研究过去的障碍物，并研究Sui和Tang Dynasties来研究秦和汉朝。
■专家评论
Shi Dangshe（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竹片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一百年以上，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变得越来越深，成为了引人注目的“竹滑道研究”。在时间顺序的历史领域，例如交战状态时期，QIN和HAN王朝等。在时间顺序上竹滑道集中时，Bamboo Slip研究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基本学科，并且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纪律角度来看，竹片的研究还促进了古文学，语言学，历史地理等的发展。
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前的竹滑道研究中也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首先，该领域往往是单一的。例如，近年来对文档管理的研究取得了成果，但许多结果仍然是表面描述，并且缺乏对行政系统的实施程度，历史背景和作用的深入考虑。其次，主题的选择相对琐碎，缺乏对更宏大和重要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并且对历史的重要基本方面（即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没有足够的关注。这样的研究就像松散的沙子一样，结果不能连接到串中，并且其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受到限制。第三，有明显的指导材料的趋势。新的竹条非常受到青睐，但是缺乏对现有材料的持续关注。例如，与湖北部和长江盆地其他地方的新生产的竹片相比，关于学者数量和结果数量，关于六竹滑片的研究非常不平衡。第四，对竹滑片本身的研究不足，例如对滑板形式的类型学研究，密封和检查等，这忽略了滑移的文化遗物属性。
任何学科的进步都取决于对学科本身的总体理论思维。竹滑道理论的探索和构建也是竹滑道研究本身的发展水平的最终反映。在此基础上，研究范例和方向的转变非常重要，并决定了学科的未来。基于他们对竹片的理论思考传世私发服，一些年轻的学者主张研究基层社会的生活历史，这是一个值得认可的方向。
该单元的已知内容主要涉及基层官员和人民，使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多个层面（例如法律，行政和信念）来研究社会的“日常生活”，使基层的生活场景使生活场景成为以前不清楚变得更加生动。它超越了基于零碎的历史文件和零星文化文物和考古数据的研究。不仅如此，皇帝，将军，部长和上层精英的许多记录的缺点也可以得到大量补偿。
在任何情况下，竹条都无法摆脱自己的历史数据属性，而竹条科学也应该是历史的一个分支。竹片和另一只手的文档和考古数据之间存在相互互补的和相互证实的关系。仅仅因为已经发布了大量的滑移和滑动，就无法否认传递文件的价值。也不是因为某些滑水学者对考古数据不熟悉。只是忽略后者的角色。作者认为，为了在竹片研究中取得突破性的进步，它应该像其他历史的其他分支一样，将各种历史材料与适当的理论思维整合在一起，并对涉及的古代社会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解释。强调理论思维的价值是因为理论具有普遍的特征，并且可以提供方法论指导。但是，强调多种材料的整合实际上并没有偏离一个世纪前的“双重证据方法”的精神本质，并要求研究人员在整个历史场景下进行更新，因此该方法将继续进行。
“每日广告”（2022年10月31日，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