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考察宋代私印：一是传世书画作品上所留印的痕迹；二是从传世书画作品中留印的痕迹。第二，实际出土或发现的印章。

文人对印章的喜爱始于唐代，盛行于宋朝。但无论是鉴定印章还是书画印章传世私发服，都没有基本的法式风格和风格。这一时期文人使用的印章总体水平并不好。尽管如此，这些印章仍然为我们探讨宋元篆刻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比如最著名的宋徽宗赵佶的《宣和七印》，就大量出现在古代书画作品中。这种书画鉴赏风格，在民间自上而下影响很大，甚至形成了代代相传的局面。比如苏一简——苏齐——苏舜元、苏舜钦——苏赋、苏笔、苏纪，一门四门。其家所藏字画，常盖有“徐国后裔”、“裴留香后裔”、“舜钦”、“无乡录”、“四世印”等印章。这种因书画欣赏而引起的印章用途的变化，构成了印章从实用性向艺术性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文人对印章的兴趣也可以从出土的印章中得到证明。宋代私印出土资料较少，如北宋的“张氏安道”、“石”、“禄□”、“误”等。其中朱文印多受隋唐印的影响传世私发服，而朱文印则多受隋唐印的影响。百文印，尤其是“张同之印”，似乎有意无意地传达了汉魏印的气息，这些印的使用者似乎主要是文人，其中“士”就是苏印。石，苏轼的侄子；《张同印》相传是南宋诗人张孝祥的儿子，此印的边缘很有特色，篆书“十”。月两个月，十天四天，我与你同生，命运相同。”从出土的《青霞子记》、《老翁》等金代私印来看山西大同玉虚关等道士严德源墓中发现的《天方丈》，有宽边红色铭文。文笔看似古怪，其实与后来的《六书》中记载的古文比较相似；北京丰台大宝台金遗址还出土了一枚白篆书“大文”石印，疑为北宋汉族遗书。 （李纲田、马士达主编《篆刻》第118页）

作者 杨勇